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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矿山生态安全监管模式的若干思考
 
发布时间: 2017-12-07  【 字体:   关闭窗口

内容提要:矿山安全的监督管理旨在为矿产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促使规范化。传统的矿山安全监管模式是由国家安全监管部门主导下的刚性强制与矿产企业的自觉守法相结合的形式存在这种模式存在矿产企业与矿工的参与度不高,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张力冲突等问题随着大数据的应用,为矿山安全监管模式的转变升级提供了契机。无论从矿山安全监管主体多元化的思量,抑或对于矿山安全监管范围的扩大化认知——矿山生态安全的监管,在大数据背景下这些探究富含的价值考量将大大增强。通过对矿山安全大数据的构建中的困境的梳理与应对措施的构思,以期对于矿山生态安全监管模式的发展完善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矿山安全监管;大数据;生态安全;应用

引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海量的数据、无处不在数据挖掘以及规范化的数据处理,真正的实现了“信息大爆炸”。大数据之“大”在于数据的挖掘,并不是简单的单一数据收集,而是穷尽相关数据整合。大数据下的思维理念抛开了以往精确求解如此反而更增加了大数据应用的可行性。而作为全球性行业的矿业,其在矿山安全的监管模式上更是随着大数据普遍应用而升级转型。传统的矿山安全监管模式是由国家安全监管部门主导下的刚性强制与矿产企业的自觉守法相结合。这种模式存在矿产企业与矿工的参与度不高,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张力冲突等问题。大数据的引入矿山安全监管模式升级的必要条件与基础动力,矿业的发展需要大数据平台,切勿让大数据成为矿业发展的“洼地”,而今已经成立了“中国矿业大数据联盟”。

矿山安全监管一直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争议,多是从《矿山安全法》的修正完善、矿山监管的主体、或者监管人员的问责机制的构建与落实等角度进行研究。其中对于生态问题的考察文献并不丰富。矿产行业发展的优劣与否不仅仅在于经济效益的高低,环境公益的考虑更是必须的。生态安全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矿产行业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是高于其他行业的,基于对“美丽中国”的需求,良好生态环境对民众的生产生活的意义不仅仅具备赏心悦目之感,更是关乎着民众的身心健康。因此,笔者认为矿山生态安全监管问题理应是大数据应用过程中所必须攻克的重要课题

正如先贤管子曾说过“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揖而欲经于水险也”大数据的应用数字化、信息化、便捷化的将矿山地测、采、选、冶、管理等各个环节直观的显露出来,矿山生态安全监管是很有价值的大数据背景,从“矿山安全”概念的理清与监管主体多元化的角度入手,试图对矿山生态安全监管模式的建构能有所助益。

一、大数据背景下矿山生监态安全管之概述

(一)“矿山安全”概念之重述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已经施行了24个年头在该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中规定着“为了保障矿山生产安全、防止矿山事故,保护矿山职工人身安全,促进采矿业的发展,制定本法”。从此法律规定中不难看出,其立法原意中的“矿山安全”指的是生产安全和矿工的人身安全,对“生态安全”并没有直接涉及。该法施行于1993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了矿山安全无法可依的窘境,具备着不可磨灭的时代意义。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具备时代局限性,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等理念的普及与落实,矿山安全中“安全”二字,在新形势之下应当包含生态安全的范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矿山安全扩大化解释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的。矿山生态安全契合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美丽中国的建设。正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绿色发展,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矿山生态安全是矿山安全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大数据的关联性特性,生态安全人身安全是相关性并不冲突。

矿山生态安全源于传统矿业活动之中不合理或者难以避免的开发利用,其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较之其他行业程度更深。矿山生态安全的损害表现在土地资源的占用和破坏、水资源以及相应的“三废”污染物的处理。而一旦出现损害事实或者即将出现损害,或启动环境公益诉讼,或进行行政处罚。矿产企业便可能面临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有时不仅仅是进行民事赔偿,甚至是负担刑事责任,而生态破坏地周边的民众不仅仅意外的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对其生产生活存在安全隐患。

对矿产生态安全问题并不是简单对矿产企业严惩重罚便可以解决的:一方面,矿产企业或因高额的民事赔偿或因商业信誉损害而停产甚至破产。另一方面,矿山多处于人迹罕至并且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一旦出现生态破坏,那么绿水青山便不复存在。而环境治理的时间成本与资金摄入是远高于破坏生态的成本的。再结合矿产资源的特殊属性——有限性与基础性,对其消费在短时间之内只会递增,生态环境将面对极限挑战。这显然并不是民众、矿产企业和政府部门所期望发生的。在相当多的案件之中,矿山生态安全问题的发生是有预兆的。如同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是在缺乏相应的数据综合和数据分析所形成的风险警示机制的情况下发生的。大数据的出现为“防患于未然”提高的切实可行的平台,通过数字化的信息处理更为直观地表现出侵害生态安全之后的后果,其警示作用更为强烈。同时大数据可以给予数字化的定量评价以及后果代价的预测,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部分矿产企业侥幸避免生态问题发生的心态。

(二)矿山生态安全监管之多元化主体

一般认为矿山安全监管的主体是属国家政府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我国在1999年12月底成立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而后几经变迁,在2003年成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在各个省市均有下属机构,负责大多行业的安全监管职责。经国务院批准组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足以展现出政府对于我国矿产资源的重视。并且在从《宪法》到专门的《矿产资源法》之中,均有类似的规定矿产资源的所有主体为国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1)矿产资源属于动力资源,关乎国计民生。当今社会的发展是必须依托能源,属于战略资源。(2)矿产资源的有限性,其属于消耗资源。一经开发利用在短时间内便不可再生。(3)矿产资源前期资金投资量大,开发难度大,风险大,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时,私人或者私营企业难以有效的开发。(4)矿产资源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传统。矿产资源的国有化,需要专设安全监管机关进行监督管理。

在大数据时代下,矿山安全监管的主体应不仅仅限于国家政府部门。大数据应用的主体便是企业,矿产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这一平台监管矿山生态安全,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矿产环境风险。所以,笔者认为矿产企业是可以被赋予监管职责的。传统的矿山安全的监管主要是由政府强制完成的,具体措施不外乎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刚性手段,存在决策机制不透明、企业参与感不强、偏重政府一方作为以及可能陷入政府“任性而为”等弊病。而矿产企业是从事矿产活动的组建者。这是企业自我监督的一种存在形式。多一种监督,便多一种救济的机会。尤其在大数据平台下能够更加直观的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的反应出矿山安全的相关信息,可以警示矿山企业及时的应对。同时监管权的适当下放,亦是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企业制度完善的表现。有文章认为矿产工人同样具备矿山安全监管的权利,可以定期组建日常下矿的安全监管委员会。同时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安全监管的主体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存在内在利益张力的冲突,应强调矿产工人的主体性作用。矿产资源的所有者是国家,开发利用的组建者是矿产企业,矿产工人更是处于和矿产资源接触的第一线,一旦发生生态安全,往往对于工人们的人身伤害是最大的。

安全监管的主体理应多元化。笔者亦比较赞同矿山生态安全监管的主体多元化,矿山生态安全监管是安全监管的一部分。矿产企业与工人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实际的执行者与操作者,理应赋予其权利,因为权利的主张往往是最具生命力与创造力的。不过,由于矿产资源的特殊性导致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依然将长期存在。可以将矿产企业与矿工个人共同组建相应的安全监管委员会,亦或者政府部门、矿产企业、矿工三方的联动机制。由于这里涉及的数据是关于环境保护的公益数据,因此其开放性共享性较强。周边居民可以通过舆论监督,关注定期的环境报告

此外,监管主体的多元化是否会产生无人监管的风险?笔者认为在矿山生态安全监管上是可以避免的。在大数据应用中的三方主体联动监管,实现的是矿山生态安全大数据的开发与共享。从矿产工人一方角度,并非所有的矿产工人均是监管主体,应当是动态的变化的,是赋予在矿产工地上第一线的工人,而生态安全的隐患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着他们的切生利益。而企业监管职能更多从企业营利属性出发,生态安全事故的发生往往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一大打击。通过大数据可以预测生态事故发生后沉重的后果,更加直观化、数字化和信息化。如此,可以避免人为失误导致的生态安全的问题。而在政府的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随着其他两方主体的介入形成了必要的监督力量,促使其依法履行职责。

二、大数据在矿山生态监管中应用的困境梳理

大数据应用在矿山生态安全监管上,是可以超越传统的单一的政府强制监管手段,增加风险的可预测性、风险的防控能力。而这一切是基于矿山安全大数据建立的基础上。笔者在借鉴著名安全工程师周璐对于安全生产大数据的定义:矿山生态安全大数据为矿产企业生产、政府监管、矿工参与及与此相关联的经济生态活动全过程所形成的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等海量信息的集合。主要有以下问题:

(1)相关数据偏小,不契合大数据之“大”。海量数据是大数据存在的基础现阶段数据的采集是比较传统的,笔者在企查查上查询仅仅以采矿业为经营的企业就有4000多家,而大数据下数据的收集着力点在关联性更加扩大了数据收集的范围,再结合收集数据的手段较为单一,多以报送手段。所以,矿山生态安全大数据的数据基础较为薄弱。

(2)采集、运用数据标准的不一,缺乏相应的监督。大数据的应用依托海量的数据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果是虚假的数据,那么对于矿山安全的数据分析的合理性便会被削弱,甚至可能诱导事故的发生。

(3)专业人才的缺乏。这一点源于大数据的“新”。2008年方出现“大数据”这一概念,对其论证的理论基础与具体实践相对薄弱。数据的分析与数据的挖掘是需要专业人员来完成,其关键环节数据分析是基于预言建模或未来趋势分析,传统的数据分析师并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储备。

(4)矿产企业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及缺少相应的救济手段。大数据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平台。“数据的安全保障”是大数据发展的三大任务之一,但如何规避大数据应用过程中商业秘密的泄露的风险是必须予以解决的。它影响着矿产企业数据收集的数量与质量,甚至关乎着企业发展。

此外,矿山生态应急救援平台尚未建立起来,一般发生生态问题的企业基本都是作为个案处理,缺乏相应的应急救援数据的共享。企业间的相对独立,救援设施、手段、程序等等的差异,有碍于事故救援的效率和质量。

矿山生态安全大数据的困境在于相关数据库的构建与具体应用。这样大数据是“新生儿”息息相关。关于大数据的研究理论尚不成熟,客观实践的经验相对缺乏。笔者将结合现有的大数据理论与实践,粗浅的探究矿山生态安全监管下的大数据应用。

三、矿山生态安全监管模式下大数据应用的几点思考

大数据的数据处理与数据挖掘,对于当前矿山生态安全的现状是有指导意义的。尽管矿山生态安全生产大数据尚未建立起来,但是大数据未来发展的趋势是可以预见的。

(1)在数据收集、传送以及存储之上,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互联网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尤其是当中的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物联网注重应用与服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已经明确了“十三五”期间矿山物联网建设的重点布局,并在神华集团等矿产企业采取了试点示范工程,取得了初步成效。而这足以见得矿山物联网的顶层设计是可取可行的。而矿山生态安全更是矿山生态与自然资源的融合。而云计算亦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对矿山安全数据的处理和计算

(2)建设智能化统一的生态监管体系,借鉴现有的生态环境评价机制。可以由环境主管部门协同现有的国家安全生产的监管体系主导,由社会组织、矿产企业、自然人参与。矿山安全信息定期向全社会公布。并且加快大数据立法与矿产资源的安全生产立法。

(3)大数据人才的培养。现在已经在各大高校开创的大数据学院,学习研究大数据的基本知识与理论,但是较为缺乏大数据的实践。采取关于大数据与具体行业相结合的公开课讲解或者专门的培训课程,同时应鼓励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4)建立健全矿山生态大数据风险预警机制,一方面,这一机制可预见可能出现的生态危害,防患于未然,并设计处理措施。另一方面,在产生生态问题时,可以预见矿山生态修复的情况与成本,以矿产企业与矿工提前做好事前控制工作和积极防御工作。

(5)大数据的收集过程中,应对于数据进行必要的分类。是否属于商业秘密进行预判,但矿山生态安全的数据是关乎公共利益的范畴。这里的公共利益具体而言为环保利益,总是优先于其他利益。而对此类相关数据的开放者,可以采用合同法默示的理论。用法律手段将开放者保护许诺义务并负担相应的责任确定下来。

此外,可以设立专门的大数据矿产资源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矿山所有者与管理者的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的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等政策。

总之,在大数据背景之下,为矿山生态安全的监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尽管矿山生态大数据尚未建立,但是参照其他行业关于大数据的运用的成功例子是可以预见大数据矿山生态安全的监管是可行的。

结语

从矿山安全监管主体多元化的思量,抑或对于矿山安全监管范围的扩大化认知——矿山生态安全的监管,在大数据背景下这些探究富含的价值考量将大大增强。尽管矿山安全大数据的构建与应用存在诸多的困境,不过随着大数据理论的完善与矿山生态安全监管理论的发展。我国终将‘矿业大国’变为‘矿业强国’实现“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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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荣获“国际矿业大数据应用制度研讨会”征文优秀奖)

来源: 矿研会秘书处    作者:龚保霖    责任编辑:莫婷婷 张苏男   共浏览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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