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 免责声明 | 加入收藏
首 页矿业要闻综合研究法规探寻案例分析技术交流矿业市场矿业论坛
用户 密 码 忘记密码?
 
当前位置: 首 页 >> 矿业论坛  >> 正文
矿山安全监管中的大数据共享制度研究
 
发布时间: 2017-12-07  【 字体:   关闭窗口

摘要:通过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矿山安全监管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基于此,构建大数据共享制度在矿山安全监管中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分析了现行法律制度在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的内容、方式、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为矿山安全监管中的大数据共享制度构建提出建议。

关键词:矿山安全监管、大数据共享、制度构建

 

前言

矿山安全监管一直是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工作重心。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将煤矿与非煤矿山作为推进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2017年7月19日,国家煤矿安监局发布《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案》,在7月至10月对全国所有煤矿及其上一级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2017年8月21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对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的现状与任务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和缜密的布局。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矿山安全监管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就此,大数据共享制度为我国的矿山安全监管提供重要助力。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在“纲要”及相关法律、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大数据技术近年来取得了飞速发展,在矿山安全监管领域,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已初见成效。但由于共享程度较低、法律规定不明,大数据技术在矿山安全监管领域的功能与价值仍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基于此,矿山安全监管中的大数据共享制度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我国矿山安全监管的现状与困境

(一)我国矿山安全监管的现状

1.我国矿山安全监管的相关法律制度

   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已经构建起以《安全生产法》为主,以《矿山安全法》、《煤炭法》等各重点领域法律规范为辅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基于矿山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与特殊性,我国与矿山安全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达数百个。具体而言,我国对于矿山安全监管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安全生产法》中的相关规定。2002年《安全生产法》正式颁布并于2014年进行修改,在第四章中专门就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作出规定。一方面确立了在安全生产领域,政府作为监管主体、企业作为责任主体的基本法律地位;另一方面确立了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与各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部门相结合的监管模式。

第二,《矿山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1992年《矿山安全法》颁布,1995年配套的《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制定实施,2009年《矿山安全法》进行了修改。《矿山安全法》在第五章对矿山安全监管专章进行规定,将矿山安全监督与矿山安全管理进行了区分。其中,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矿山安全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管理。

第三,《煤炭法》与《煤矿安全监察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一方面,1996年《煤炭法》颁布并于2016年进行修改,在第六章中就煤炭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对煤矿企业的监管作出规定。另一方面,2000年《煤矿安全监察条例》正式实施并于2013年进行修改,对监察机构的职责和监察内容作出明确规定,确立了以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为核心的煤矿安全监察制度。

基于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矿山安全监管体系。第一,对于煤矿安全监管,我国构建起了煤矿行业独立监管体系,设立了以煤矿安全监察局为代表的监管机构,采取垂直管理、分级监察的管理体制。第二,对于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基于条块管辖模式,构建起了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核心的监管体系。第三,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矿业安全监管构建起了主要管理机构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分工合作共同监管的监管模式。

2 .我国矿山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

基于法律规定,相关行政主体广泛开展矿山安全监管工作。

在煤矿安全监管领域,2017年上半年,各地区相关部门共查处一般隐患102390条,同比增加63715条,上升164.7%;查处重大隐患587条,同比增加210条,上升55.7%。在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领域,2016年上半年,各地区相关部门对40735家矿山企业进行监督检查,随机抽查矿山18450座,查处一般事故隐患163357项,重大隐患1081项

一方面,矿山安全监管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据统计,2017年1月至9月,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6万起,同比下降26.3%。其中发生重特大事故21起,同比减少3起。煤矿、非煤矿山均实现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双下降”。

但另一方面,矿山安全监管形势仍不容乐观。仅在第一季度,全国发生各类煤矿事故共计30多起,造成90余人死亡;非煤矿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48起、死亡55人

(二)我国矿山安全监管的困境

随着信息化手段、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大数据应用于安全生产领域已经势在必行。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我国现行的矿山安全监管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发映出了“政府—政府”、“政府—企业”间信息沟通渠道的缺失。具体而言,我国矿山安全监管主要面临着以下三重困境:

1.现有的矿山安全监管模式无法适应矿山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实行煤矿安全监管与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相分离、全国安全综合监察与行业安全监管并存的矿山安全监管模式。尽管这一监管模式一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显现。

   一方面,割裂了煤矿安全监管与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的联系。我国煤矿安全监管与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在政策、措施、经验等多方面均存在相似与共通之处。随着矿山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深入,煤矿与非煤矿山在安全监管中所涉及到的大量数据资源对于双方均有重要价值。而现行的监管模式在数据资源的采集、分析、利用等过程中均将两者分离开来,忽视了相关数据资源的共享,导致其利用价值大幅度降低。

另一方面,综合监管与行业相关部门监管同时存在的监管模式造成了严重的职能交叉。在矿山安全监管领域,由于监管部门之间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监管重复、缺失的现象屡见不鲜。目前我国的矿山安全监管在基础设施、专业人员数量等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而重复执法进一步提高了执法成本,降低了执法效率。亟需构建数据信息的沟通交流渠道,对监管主体、监管职能进行协调,提高矿山安全监管效率。

2.忽视了企业在矿山安全监管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弥补市场的失灵与不足,矿山安全监管主体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小矿山企业的不断增多,我国矿山安全监管形势趋于复杂化。在此背景下,执法能力本就不足的矿山安全监管主体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一方面,矿山企业作为矿山安全监管责任主体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在现有的矿山安全监管中,矿山企业通常处于被动地位,对于行政主体的安全监管工作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作为矿山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矿山企业有能力也有义务为矿山安全监管主体提供帮助。目前,矿山企业已经开始建立信息化的管理模式,通过相关数据资源的共享,能够为矿山安全监管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矿山企业对于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被忽视了。作为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的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主体在矿山安全监管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企业可以依据相关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由于政府与企业间信息严重不对等,在信息缺失的背景下,企业的诉求难以寻求支撑,导致矿山安全监管主体的违法行政行为难以得到有效规制。

3.运动式行政执法模式存在弊端

   目前,我国的矿山安全监管还带有明显的运动式行政执法特征,存在严重的弊端。

   第一,未充分树立起风险防范的监管理念。由于安全生产技术和理念的缺失,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违法行为。但基于矿山安全事故发生的低概率性和随机性,大量违法行为由于未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而被忽视,长此以往形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长期的运动式行政执法过程中,我国矿山安全监管在监管标准与监管方式上仍具有不稳定性。由于矿山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将使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受损,现行的监管模式难以适应风险防范的要求。

第二,以集中整顿、专项治理、突击执法为代表的运动式行政执法难以实现对矿山安全的有效监管。由于矿山安全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尽管运动式行政执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打击矿业企业的违法行为,但在监管的广度和深度上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

   第三,运动式行政执法可能对企业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当损害。在实践中,一旦矿山安全事故发生,行政主体通常会对特定区域内的大量企业进行集中整顿。这类的监管措施一定程度上对合法运营的矿山企业的自主经营权造成了不当的侵害。

   由于信息有效获取、共享渠道的缺失,矿山安全事故的突发性与随机性对我国现行的矿山安全监管体系提出了挑战,运动式行政执法模式实则是政府在矿山安全监管中的无奈之举。而大数据共享制度为此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通过构建大数据共享制度,弥补政府、企业在矿山安全监管中的信息缺失,方能构建起合理高效的矿山安全监管体系。

 

二、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制度的必要性

    1.大数据共享制度是大数据形成机理的应有之义

一方面,大数据共享的过程也是大数据形成的过程。数据获取是大数据形成机理的最初环节,大数据形成的过程实则是海量数据采集汇总的过程。为了实现大数据中“大”的要求,以单一主体进行数据收集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大数据较“精确性”更重“混杂性”,教“因果关系”更重“相关关系”,在实践中,数据库的共享成为了大数据的重要来源。通过不同主体之间大数据的共享,海量数据得以汇总重组,进而形成更为完整丰富的大数据库。

另一方面,大数据共享是大数据技术有效运用的必然要求。目前,

我国各地政府部门广泛对大数据技术应用进行探索,数十个数据平台已然构建完成,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共享机制,这些大数据库成为了“信息孤岛”,严重阻碍了大数据技术的有效运用。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当下,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在于消除信息闭塞,实现数据信息的优势互补。因此,为了更为有效地运用大数据技术,大数据共享势在必行。

    2.从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的必然要求

现行的矿山安全监管制度将政府与企业放在了对立的关系之中,两者间存在严重的非合作博弈。由于缺乏信息对等,企业与政府会选择相互冲突的行为策略。一方面,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尽可能避免承担没有利润产出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会将企业单纯地看作被管制的对象,通过严厉的管制手段,来达到维护安全生产秩序的目的。信息的不对等意味着两者间无法基于集体理性达成协议,最终导致零和博弈与负和博弈的存在。

合作博弈的关键问题在于参与者如何形成联盟,从而为达成有效协议提供重要条件。信息互通是形成合作的首要前提,能够促使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体为了相同的目标而结成联盟。对于矿山安全事故,矿山企业与矿山安全监管主体实则都秉持着否定的态度,这为两者间走向合作博弈提供了可能性。而大数据共享有利于实现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对等。一方面,矿山企业能够为矿山安全监管主体的大数据提供重要的数据来源,有效提高了矿山安全监管的效率;另一方面,矿山安全监管主体的大数据资源也能为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决策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亦有利于矿山企业对行政主体矿山安全监管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基于此,双方在大数据共享的过程中能够产生互利共赢,进而为两者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提供必要条件。

  3.从压制型监管模式到回应型监管模式的必经之路

   我国目前的矿山安全监管仍处于“命令—控制”的传统规制模式之中,往往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而忽视了矿山企业的合法权益。压制型的监管模式一方面带来了沉重的行政成本,降低了矿山安全监管的效率,另一方面,企业则成为了政府实现行政目标的消极手段,在自利动机支配下会选择与政府进行对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伯克利学派的主要成员塞尔兹尼克和诺内特通过《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一书阐述了回应型法理论,呼吁减少法律的压制性而增强法律的认知性、能动性和开放性,进而回应社会、实现实质正义。

从压制型的监管模式转向回应型的监管模式,要求政府与企业从对抗走向合作,大数据共享为此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策略。一方面,政府通过大数据共享,减少非直接规制行为的运用,充分发挥矿山企业在矿山安全监管中的重要作用,进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果,最终实现矿山安全监管的高效率。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大数据共享,能够为其生产、发展、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与数据支撑,亦有利于矿山安全生产的实现。基于此,大数据共享为政府从压制型监管模式转向回应型监管模式构建了重要的支撑。

(二)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制度的可行性

    早在党的十六大与十七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的战略方针。此外,监督执法信息化建设也成为我国政府的重点发展方向。信息化技术在矿山安全监管中的运用为大数据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在此基础上,我国矿山安全监管中的大数据共享制度已然具有可行性,表现在:

    一方面,政府已经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早在2006年底,国家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就已正式启动建设实施。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广泛运用,自2015年4月份以来,我国就已初步建成了国家安全生产大数据应用平台,积累了一定规模的安全生产数据资源,初步具备事故分析、规律挖掘、远程巡查等重要功能。此外,各地各部门也已经开始充分认识矿山安全监管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启用矿山安全综合监管平台,建立矿山安全生产数据库,拓展矿山安全监管渠道。

另一方面,企业也已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1999年11月“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上就已提出“数字矿山”理念,经过多年发展,“数字矿山”已经从理念步入了实践之中。矿山企业开始采用信息化的管理模式,依托管理信息系统(MIS)、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等构建矿山安全管理信息平台。随着包括人员定位、环境监测、压风自救、供水施救、紧急避险、有线及无线通讯在内的六大系统的全面推广及应用,矿山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已然较高。为大数据共享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三、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制度构建  

(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已经就大数据技术应用开展法律制度层面的探索,一些法律文件中涉及到了大数据共享的内容,但我国对于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仍缺乏具体、系统的规定,具体表现在:

1.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内容不清

一方面,大数据是海量数据资源的集合体,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哪些数据可以共享,哪些数据不能共享均缺乏具体标准,直接造成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技术手段的运用缺乏可行性,对大数据共享制度的构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矿山安全监管主体会存在不愿进行大数据共享的现象。大数据共享将使矿山安全监管工作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行政主体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大数据共享的推进,行政主体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将受到实践的考验,其在安全监管中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也将一并暴露。因此,矿山安全监管主体通常会选择“封闭”而非“共享”。

因此,应当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法律,对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的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为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2.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方式不明

尽管目前政府与矿山企业广泛建立起了大数据信息收集处理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已经获取了大量的大数据资源,但现行的法律制度并未解决“如何共享”这一难题。如果共享不足,便难以发挥大数据在矿业安全监管中的优势。而如何共享过宽,则会面临信息安全风险,对公民、企业、国家的信息安全造成不良影响。

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并未对大数据进行具体区分,在共享方式上也未明确规定,致使矿山安全监管中缺乏大数据共享机制,大量数据资源形成信息孤岛,严重影响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对相关大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就不同种类的大数据规定不同的共享方式,以完善大数据共享制度。

3.法律责任规定不明

目前,对于大数据共享的规定大多仍停留在政策层面,尽管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由于缺乏强制力的保障,矿山安全监管中的大数据共享制度难以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一方面,大数据共享在为矿山安全监管形成助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风险。相关大数据资源广泛来源于公民、法人等不同主体,如果共享不当,则会使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另一方面,我国矿山安全监管体制较为复杂,加大了大数据共享的难度,在此背景下,需要通过法律强制的手段确保大数据资源合法、有序地进行共享。

(二)对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法律制度构建的建议

正如前文所述,大数据共享在矿山安全监管中具备着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于解决我国矿山安全监管中面临的困境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的特殊性,应当坚持法律现行的理念,从法律制度层面细化个个环节的具体规定。

1.明确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的内容  

尽管大数据要求海量数据资源的汇聚,但数据之间仍应当有最基础的相关性。基于此,法律应当对大数据共享的基本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一方面,对于行政主体大数据共享的内容。我国矿山安全监管主体的大数据共享内容应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矿山安全监管主体的基本数据信息:由于我国的矿山安全监管体制较为复杂,因此对于政府机构部门的职能、管辖范围、职责分工等数据信息应当予以共享。(2)矿山安全监管主体的内部政务数据:包括与矿山安全监管有关的政府内部沟通、办事程序等数据信息。(3)矿山安全监管的相关法律、政策等数据:我国涉及到了矿山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众多,规定较为分散,此外国家也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为矿山安全监管的依据,相关的数据信息应当共享。(4)矿山安全监管的相关执法数据:包括行政主体在矿山安全监管中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资源,以及对执法过程的信息记录等。

另一方面,对于矿山企业大数据共享的内容。基于矿山安全事故的成因,矿山企业在安全监管中的大数据共享内容应当包括:(1)矿山工作环境数据:包括矿山地质条件状况,氧气、瓦斯等气体浓度,矿压与顶板状况等直接涉及矿山安全生产的相关工作环境数据;(2)矿山设备数据:包括矿山工作设备、安全设备、配套设施的运行状态参数、工况数据、维护保养记录等数据;(3)矿山人员数据:包括矿山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息、身体健康状况、技术水平等个人信息,以及工作时长、人员定位等矿山工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数据。

2.明确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方式

    尽管目前矿山安全监管主体与矿山企业广泛建立起了大数据信息收集处理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已经获取了大量的大数据信息,但相关主体并不当然地享有对相关大数据进行共享的权利。因此,应当在法律的框架下,基于大数据资源的不同性质,对大数据共享的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

1)“政府—政府”间矿山安全监管大数据共享方式

基于大数据本身的不同性质,为防范大数据共享中出现的安全风险,“政府—政府”间矿山安全监管大数据共享方式应当分类进行。

一方面,构建“大数据共享清单”制度。对于涉及公民、法人等主体切身利益的数据,应当制作并公布“大数据共享清单”,如果共享可能导致相关权益人的合法权利受损,则相关大数据不应共享。另一方面,矿山安全监管主体在政务处理以及执法过程自行生成的大数据资源,应当在同级与上下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之间进行大数据共享,进而为矿山安全监管提供助力。

2)“政府—企业”间矿山安全监管大数据共享方式

第一,对于政府而言。

一方面,确立“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大数据共享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对于前文提到的涉及矿山安全监管的相关数据资源,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原则上均应进行共享。另一方面,构建“大数据共享负面清单制度”。对于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可能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或可能造成国家、社会公共安全受损的相关数据不予共享,但应当制定并公布负面清单。

第二,对于企业而言。

一方面,矿山企业作为矿山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应当承担安全生产的义务,配合并支持行政主体的安全监管工作。矿山安全监管主体对于涉及安全生产的相关数据,可以要求矿山企业就相关的环境数据、人员数据、设备数据进行共享,构建基于大数据的远程矿山安全监管系统,对矿业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日常监管。另一方面,矿山安全监管部门不能侵害矿山企业的合法权益,如果相关数据资源涉及商业秘密、员工个人隐私或可能造成相关权益人合法利益受损,除非法律另有规定,矿山安全监管主体不得要求企业共享。

3.完善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法律责任的规定

1)对于政府违法法律规定的行为

对于矿山安全监管主体在大数据共享的过程中违法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确立起行政体制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并存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一方面,上级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对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的大数据共享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就其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另一方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的大数据共享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对于矿山企业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一方面,矿山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大数据共享的基本义务的,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另一方面,矿山企业的大数据共享侵害了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依法承当相应法律责任。

 

结语

   矿山安全监管中的大数据共享制度目前仍不甚成熟,仍然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基于大数据共享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应当立足法学立场,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予以回应。大数据技术在我国仍属于新兴领域,尽管本文对矿山安全监管中大数据共享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但仍不够细致,需要结合实践经验与实际情况进一步加深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2]诺内特,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刘晓慧. 我国“数字矿山”建设需急起直追[N]. 中国矿业报,2016-02-02(006).

[4]韩茜. 智慧矿山信息化标准化系统关键问题研究[D].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5]蔡岩红. 一至七月实施行政处罚近四千次[N]. 法制日报,2017-08-07(006).

[6]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16年上半年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的通报[EB/OL]. (2016-10-10)[2017-11-09].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5330/2016/1010/276573/content_276573.htm.

[7]崔国强. 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N]. 经济日报,2017-10-25(016).

[8]煤矿事故网. 2017年一季度全国煤矿事故统计分析[EB/OL]. (2017-05-02)[2017-11-9]http://www.7coal.com/shigutongji/20170502/12620.html.

[9]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关于2017年1-2月份全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情况的通报[EB/OL]. (2017-03-20)[2017-11-10].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6288/2017/0320/284839/content_284839.htm.

[10]康纪田,彭一伶. 矿业安全与健康监督体系的构建[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6,31(04):35-47.

[11]倪士重. 完善煤矿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建议[J]. 中国煤炭,2015,41(01):11-14.

[12]罗丽,代海军. 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监管机制创新——兼论我国《矿山安全法》的修改与完善[J]. 中州学刊,2016,(03):55-60.

[13]毛庆铎,马奔. 矿难事故瞒报行为的解释:基于“系统—利益相关者”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2017,(01):114-121.

[14]新京报. “大数据发展”有了指南 消除信息孤岛[EB/OL]. (2015-08-20)[2017-11-08]. http://news.xinhuanet.com/yuqing/2015-08/20/c_128148049.htm.

[15]吕军,李利,侯俊东.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11):124-129.

[16]崔卓兰,蔡立东. 从压制型行政模式到回应型行政模式[J]. 法学研究,2002,(04):64-73.

[17]陈宇祥. 国家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实施[N]. 中国安全生产报,2007-08-18(001).

[18]刘正伟. 用大数据指导安全监管工作[J]. 劳动保护,2017,(01):16-18+9.

[19]李梅,杨帅伟,孙振明,吴浩. 智慧矿山框架与发展前景研究[J].煤炭科学技术,2017,45(01):121-128+134.

 

                                           (本文荣获“国际矿业大数据应用制度研讨会”征文三等奖)

来源: 矿研会秘书处    作者:王彦凯    责任编辑:莫婷婷 张苏男   共浏览 1780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
 
Copyright 2012 版权所有 贵州省法学会矿产资源法学研究会   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黔灵山路世纪金源国际财富中心A栋14层  垂询热线:0851-85950369  网站备案:黔ICP备10200913号-1
技术支持:贵州博虹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851-85706777